新四军的七个师中，第七师的存在感并不高，但它的实力却很强。在新四军内部，流传着“富七师，甲全军”的说法，意思就是说，第七师上缴的军费，足以养活整个新四军。那么，第七师的这些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各部队被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新四军第七师的师长是张鼎丞，政委是曾希圣。不过，张鼎丞当时有其他重要任务在延安，所以没能及时到任。这样一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七师和皖江军区的工作都由政委曾希圣一个人负责。直到1943年，谭希林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的代师长，同时兼任皖江军区司令员，这才减轻了曾希圣的负担。

新四军第七师刚组建时力量非常有限，是新四军七个师中力量最弱的一个，甚至比不上梁兴初的独立旅。其他师至少有三个旅，而七师只有第19旅和一个挺进团，总人数仅2000多人。七师的活动范围也被日军和国民党军压缩得很小，主要在巢南山区和无东地区。巢南山区以董家山为核心，东边到石涧埠，西边到任家大山，长度大约30公里；南边到簸箕场，北边到巢湖边，宽度大约10公里，活动空间十分有限。

尽管新四军第七师活动的地方不大，但他们有自己的长处。第七师所在的皖江地区，自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当地百姓对新四军非常信任。另外，皖江地区人口多，物产丰富，是华中知名的鱼米之乡，这对抗日力量的生存和发展非常有利。

为了不被日本和伪军发现，新四军第七师采取了隐蔽发展的策略，不断壮大抗日军队和根据地，建立了政权。到1941年底，第七师的兵力从2000人增加到4000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了2300人，民兵人数增加到22000人。虽然军队壮大了，但武器装备差，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七师开始发展皖江地区的经济，实行以商养军的政策。

为了促进皖江军区的经济发展，曾希圣从新四军财经委员会请来了一位经济高手，名叫蔡辉。在蔡辉到来之前，皖江地区因为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压力，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1942年，蔡辉来到皖江军区后，马上建立了皖江贸易总局，并亲自担任局长，负责管理新四军第七师的粮食、资金、税收、供销、工商业以及与敌占区的贸易。皖江贸易总局不仅成为了皖江地区的经济管理核心，也成为了军队物资供应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曾希圣决定对粮食、油料和棉花等物资进行统一管理。他还对从敌占区流入根据地的工业产品实施了差别税率。这样做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还增加了财政收入。

蔡辉很重视和敌占区的经济合作。敌占区需要粮、油、棉等产品，这些物资都要从根据地购买。蔡辉就将这些物资全部管控起来。日伪军不得不和我方合作，用他们生产的军需、军械、药品等物资和我军进行交换。日伪军还经常派兵为我方运输枪支弹药和药品，以换回他们所需要的粮、油、棉等物资。

汤家沟是新四军第七师在长江流域控制的唯一商贸港口，东边连接上海和杭州，南边靠近芜湖，西边与安庆相邻。蔡辉请求曾希圣派遣重兵保护这个港口，确保它的绝对安全。短短几个月内，汤家沟成了商贾聚集的地方，每天都有成千上吨的货物在这里中转。

蔡辉自己还创办了一家烟厂，开了煤矿和盐业公司，粮食公司，把这些公司生产的东西卖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再从那里买我们需要的枪炮、子弹、钢铁、药品、收发报机、奶粉等物资，有些货物甚至送到了延安，帮助解决了延安当时的经济难题。

新四军第七师的钱包非常鼓，1944年1月到1945年1月，他们交给了军部4400万法币。按照当时国民党的供给标准，这些钱足够养活20个甲种师一年。此外，新四军第七师还向军部缴了不少军用物资，比如通讯器材和药品等。

七师还热心帮助其他经济困难的根据地。根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记录，1944年1月22日，新四军准备向延安和华东地区捐赠救济款3500万元，其中一师捐赠了1000万元，二师、三师和七师各捐赠了500万元，四师和浙东军区各捐赠了300万元，十六旅捐赠了400万元。到了1944年12月20日，新四军第五师面临极度困难的情况，七师一次性拿出了3000万元，一师拿出了4000万元，二师、三师和十六旅各拿出了1000万元。

新四军第七师的官兵，军费也是新四军和八路军各部队中最充裕的。伙食标准也最高，每人每月有10元的伙食费，主食是大米，还有零用钱，每个月可以买三条香烟和一支牙膏。军装也是军部特批的，全军唯一用进口的龙头细布。武器装备也是全日军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