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王光美与江青关系奇特。

探讨新中国首例冤案——刘少奇同志遭受的不公待遇，我的分析角度依旧集中在：刘少奇究竟在何时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将在中国掀起波澜？

王光美在回答此问题时，情绪激动，难以抑制：“‘文革’的爆发，少奇同志事先竟毫无所知。”

王光美的言论让我深感意外。需知，自1953年开始，中共中央便划分为一线和二线，刘少奇同志负责一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尽管诸多关键决策依旧由身处幕后之地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然而在决策流程上，尤其是在1960年代，随着一线实权的显著增强，毛泽东在实施全局性部署时，已难以避开由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及政治局会议。(金冲及 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于1998年，第743页至第838页)

在1960年代的格局中，刘少奇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的协助下，全面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周恩来总理则主持国务院的事务。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总理亦需向刘少奇总书记请示相关事宜。

刘仅在面临重大问题时才向毛泽东请示，并期待其发表见解或作出决策。倘若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在就极其重要的事项进行商议后，亦能就其他问题作出即时决断。

自左而右：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彭真

王光美曾对我说，自延安迁至北京以来，中共中央已养成了一套特有的惯例，“主席缺席，由少奇同志代为主持。若主席与少奇同志均不在场，则由总理接替其职责。……总之，必须有人担当起这重任。”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透露，刘少奇察觉到政坛出现了异常的动向，这源于江青在1963年突然对文艺领域重新产生了关注。

此份独特信息，源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国家主席夫人就着装搭配展开的一次深入交谈。

1963年春，王光美受命陪同刘少奇展开对印尼及其他四国的访问。在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的坚持下，刘少奇首肯了王光美前往上海挑选并定制的出国所需服装。

恰逢那时，江青恰巧身处上海。她便以行家的姿态对王光美进行指导：“在着装方面，要力求达到安娜·卡列尼娜那般的高雅格调，切勿过于炫耀华贵。”

王光美素来对第一夫人充满敬意，因此她谦逊地表达，自己将认真听取并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在与王光美交流关于出国服饰的看法后，不无激烈地指责我国文艺界正陷入“封资修”的泥潭，形势已愈发严峻；她甚至毫无根据地将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诬指为历史上的“叛徒”。

王光美返抵北京，随即详尽地向刘少奇复述了江青的言论。然而，刘少奇并未认同江青那些奇异的言论，对江青的态度也显得颇为冷淡。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及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的态度，向来是既充满关怀与尊重，又保持着超然的姿态。

王光美具体阐释：

她是秘书，规定明确。

她之前很少露面。

毛主席对她始终要求严格，绝不宽容。她偶尔会随意对我提及某些事情，主席便会立刻给我来电，叮嘱道：“不该说，言辞不当。”

王光美称江青为“一个极端”。“她一听说就信。”

针对江青那种“捕风捉影”的“敏感多事”性格，王光美援引了一个事例。

溯源于毛泽东于1961年挥毫泼墨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一文。

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因“大跃进”运动的不成功而陷入困境。为了抵御外敌可能的趁虚而入，各地纷纷加强民兵的训练工作。那年的二月，某日，毛泽东询问身边的机要女工作人员小李，她是否已加入民兵组织。小李随即取出一张自己持枪站立、正在操练的照片，呈递给毛主席过目。

毛阅后乐，挥笔七绝。

“英姿飒爽握五尺长枪，曙光初升照耀着演兵场。中华儿女胸怀壮志，倾心向往的是那武装之威，而非红装之艳。”

毛泽东在赠诗小李之际，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年轻人啊，切莫效仿林黛玉的脆弱，应当学习花木兰的英勇与穆桂英的坚毅！”

王光美曾言：“身为夫人，自是会注意到这首诗。我乃少奇之妻，她便也向我说起了此事。”彼时，江青对待王光美，便是这般地亲切友好。

然而，让王光美以及中南海的其他夫人感到惊讶的是，江青“自此便不再穿着昔日的裙装。而她往昔……在服饰搭配上颇为考究”。

摒弃裙装只是开篇之举，江青随后在服装设计上又翻出了新篇。王光美对我透露：

“若你日后有幸得见她身着军装的照片，你定会惊讶于这一装束并非始于‘文革’时期。实际上，自1964年起，她便已身着军装。记得毛主席在十三陵观摩三军盛大演习之时，她便已身着这身军装。”

国家第一夫人身着军服出席某项活动，宫墙之内其他夫人该如何自处？王光美只得向刘少奇求教。刘少奇的回应简练直接：既然你们并未入伍，何必效仿军装？江青若想穿军装，随她便吧。

江青身着军装之举，是否仅仅是因其敏感多疑的个性所致？王光美所讲述的这段故事，引发了我对其中是否存在更深层次政治内情的疑问。据毛泽东曾向外国友人透露，1964年夏季——江青换上军装观摩大规模军事演习的那个夏季——他与刘少奇的冲突实际上已悄然拉开序幕。(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4页)

综上所述，毛泽东此次对江青针对文艺界所提出的批评意见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02

刘少奇严厉批评江青

王光美继而向我娓娓道来江青以“文艺哨兵”的称号，跻身政治舞台的坎坷历程。

为了深入领会王光美的述说，有必要先对相关历史背景进行一番阐述。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以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在文艺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取向，显现出显著且深刻的分歧。

1962年四月，应周恩来同志的提议，刘少奇同志以党中央的名义转发中宣部制定的“文艺八条”，主张文艺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并明确反对党组织对文艺工作的过度干预。这一举措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众多人士纷纷呼吁将这“八条”铭刻于石碑之上，以示永久纪念。

1962年十二月，应江青的提示，毛泽东向文艺界发出了一次重要警告：“如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辈出，似乎西风之势渐压东风。”

1963年9月，毛警告再提。“舞台上，尽是老生常谈，帝王将相、家丁丫鬟，……那些角色似乎缺乏新意。”“是时候推陈出新了。”(《毛泽东传》，逄先知等主编，第1330页)

然而，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虽积极倡导现代剧目，却并未对传统剧目进行禁锢。文化多元化的方针，与一线领导层推行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相并行，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得以贯彻执行。

恰在1963年，毛泽东渐感失落之际，江青以第一夫人的尊贵身份踏入文坛，自此开始对中央一线领导发起挑战。

江青在上海向王光美透露。：“若主席不便直言，此事便由我代为发声。若所言得宜，那是主席的英明；若有所失误，那便算是我江青之过。”(黄峥撰写：《王光美访谈录》，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299页)

事实上，毛泽东决定让江青介入文艺领域，既是一种灵活多变的党内斗争策略，亦可能触及到价值观念等重大议题。

王光美回忆着，对我说：

自此后，江青专注于文艺领域，着力对封资修进行批判，推动现代样板戏的发展。她将来自上海的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主席将其命名为《沙家浜》。……而《红灯记》最初源自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亦经过改编。（注：王光美如此陈述，或许是因为刘少奇在1963年曾受周恩来邀请，针对哈尔滨京剧院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出过史实修订建议。至于江青所借鉴的主要素材，则是上海方面依据该影片改编而成的沪剧《红灯记》。）《红灯记》京剧一经问世，江青便迅速将其视为己任。她不过是稍加观赏，略听一二，便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或许江青对其中一二字进行了微调，毕竟她精通京戏之道。”

王光美向我透露，江青在推动样板戏的过程中，对文艺界的批评之声既频繁又尖锐，以至于“中央采纳了她的汇报”。少奇同志曾找她进行谈话，询问她具体有哪些意见。毕竟，文艺之事错综复杂。然而，她并未多言。不久之后，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会议，特别邀请了江青参加。

刘少奇与江青的私密会面内容，至今未能觅得任何记录。然而，王光美仅有的了解是，在那次会面中，刘少奇对江青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讨论文艺界事务时表现出的不负责任态度，并告诫她今后需引以为戒，更加慎重行事。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刘少奇的批判性发言，亦显露了些许端倪。“对于刘少奇的了解，我亦经历了循序渐进的过程。当我向他倾诉文艺界诸多不堪之事，他却未作出任何回应。”(刘振德：《跟随少奇同志的足迹——我的秘书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964年1月，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记录。

众多共产党员热衷于推崇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文艺形式，这岂不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此次会议中，刘少奇不仅将毛急欲解决的“主义之争”轻描淡写，将其简化为“无非是颂扬古代而非当世，以及颂扬西方而非中华的问题”，且多次称赞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见解独到”。

周扬意见何在？周扬强调：文艺领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本质上是源于认识上的偏差；“大跃进”期间，文艺领域的领导手法过于简单而缺乏细腻，此等做法今时今日不宜效仿。

江青会上反驳：“资产阶级更粗暴！”

几乎无人理睬江青。

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他全然赞同少奇、周扬的观点。

如此一来，文艺界只需致力于工作上的优化，无需引发一场批判的风暴。胡尚元著，《“迎春晚会”事件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文史精华》杂志，2004年第4期。

更为严重的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及周扬，针对江青多次提出批判，并明确指出，毛泽东亦认为该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颇具问题，评价为“很坏”。（遭受江青指责，涉嫌与“七千人大会”之后出现的“单干风”以及“翻案风”有所关联）依旧保持着敷衍塞责、逃避责任的态度，对所欠债务置若罔闻。

毛泽东早已明确表态，针对江青执掌中宣部文艺工作，并召集部门领导会议一事，他对周扬曾有所指示。江青看问题尖锐。

江青曾向林默涵副部长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

中宣部接连显现的坚定立场，让毛泽东感受到一种中宣部似乎无所畏惧的态势。（陈化等编撰：《回望“文革”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4页）

此外，王光美亦曾针对刘少奇对毛泽东“首份文艺批示”的态度，在特定场合中发表过言论：“听闻在此事上，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意见各异。”

此言出自中央一线的最高领导办公室，毛泽东同志或许亦有所耳闻。

恰在毛泽东对刘、邓等人的公然庇护表示不满，文艺界问题显露无疑之际，一场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悄然上演。

03

江青欲成为“新名人”。

1964年2月3日，恰逢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满月之际。

中国剧协虽未察觉形势之紧迫，却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千人迎春晚会。晚会前夕，协会发出邀请函，倡导来宾着装得体，建议女宾穿着裙子。活动现场未布置任何政治标语。在谐趣节目中，一位男演员身着芭蕾舞短裙演绎了《天鹅湖》，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深情拥抱等。舞会中，众人以“女士们、先生们”互致问候，欢快地跳起了美国水手舞、伦巴等。

顾工，《解放军报》编辑（顾城之父）秉持着“战士的责任感”，该同志向中央举报了“文艺界的不良风气”。

此事即刻引发天怒人怨。毛泽东于大年初一的2月13日亲自发表指示：

“将那些从事戏曲表演、诗歌创作、戏剧艺术以及文学创作的才子们驱逐出城，一律遣往乡村，……若是不肯遵命，便将断绝他们的饮食。”

毛泽东于6月26日，针对江青关于文艺界“对经济基础造成破坏”的言论，罕见地亲自批阅并写下：“讲得好。”（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7页）

6月27日，毛泽东在审视江青呈递的中宣部整风报告初稿时，运用他特有的锐利言辞，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十五年来，文联各协会普遍未能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近期更是近乎滑向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基于“最近几年”的观察和体会，警示文艺界，若不及时进行改造，将沦为类似于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舆论平台，它将吸引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成为煽动政变的工具。（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第1331页）

王光美批“六二七文艺”史称“二批示”未及多言，他仅轻描淡写地提及，毛泽东曾有过一条关于“在文艺界培育新兴知名人士”的指示。由此，江青心中悄然萌生了成为那位“新兴知名人士”的勃勃野心。

“在1964年炎热的夏日，江青得知主席的指示，即培育一批崭露头角的新秀，自此她便积极争取在公众场合展现自己。她的内心充满了激情与渴望，因此，在‘文革’结束后，有人批评她有称帝的野心。她固然听闻了一些新的理念，便据此在自己心中演绎发挥。”

一、在康生、张春桥的协助下，上海成功发起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式批判，此举标志着“文革”的号角正式吹响。

二、历经波折批《海瑞罢官》，同时获得林彪的鼎力支持，最终促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问世，该纪要被视为开启“文革”的号角。

正是这两大事件，在历史长河中催生了“文革”时期的两大主要势力——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势力，以及以林彪为首的军事派系。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江青在“文革”期间是有贡献的。（逄先知等编纂：《毛泽东传记》，第1684页）首先，她的这两次发声，无疑是对“文革”前政治僵局的强力突破。

04

刘少奇不知情《评〈海瑞罢官〉》

王光美，您可能还不知情，江青曾在上海暗中策划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姚文元在沪期间，耗时八个月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情况被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多位领导人所知晓。

王光美回应得干脆利落：“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我继续追问：《海罢》评论一文发表之后，少奇同志是否已经了解毛主席撰写此文是为了启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王光美干脆回答道：“他对此一无所知。不仅他不知情，彭真也曾提及，他同样蒙在鼓里。”

王光美对彭真的非凡身份进行了阐述：彼时，彭真不仅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的职务，更在总书记休息期间，肩负起代行总书记职责的重任。正如一句俗语所说，他的角色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系中央书记处一线前沿的骨干成员，紧密辅佐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日常事务。

彭真对于《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一无所知，这等同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均处于蒙在鼓里的境地。

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

实际上，毛泽东在1966年十月会议上也曾坦承：“刘邓公开，不秘密。”（逄先知等编著：《毛泽东传》，第1449页）

王光美感慨地说：

我实难理解，为何《海瑞罢官》会遭受批判。相关批判文章是由江青在上海策划组织撰写，其中主要参与者包括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和《解放日报》的姚文元。

自筹备这部戏剧起，直至组稿与刊发，我们皆未接到任何通知，无人前来向北京通报一声。即便是彭真，亦对此一无所知。

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文章，发表于上海的《文汇报》之上。不仅《解放日报》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同样，《文汇报》的声望也不容小觑，它堪比北京《光明日报》的地位。在那个敏感的时期，这份报纸的影响力更是尤为显著。

彭真曾来询问，询问为何此事未报中央？如此重大事宜，竟未上报！

史籍记载，彭真得知连刘少奇亦不知情，江青擅自组织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罢〉》一事，他毅然决然地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作为中央一线领导集体的代表，他坚决进行了有力的抵制。

彭真是否知晓《评〈海罢〉》背后实际的主导者是毛泽东？

史料记载：1962年夏日，毛泽东再度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随后江青便要求陆定一及其他人士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然而此举遭到陆定一的断然拒绝。

1964年，毛泽东同志亲自将《海瑞罢官》纳入可供批判的39部《文学艺术资料》名录，并批转至县团级单位。然而，由于中央层面未下达批判的指示，此事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1964年，吴晗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提交了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明确指出《海瑞罢官》一书中并无任何影射的意图。

在1965年11月10日《评〈海罢〉》一文问世之际，陆定一便敏锐地察觉到，该文试图牵强地将“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此举似乎有激化矛盾、挑起事端的倾向，因此他表态支持彭真，坚决抵制这种做法。（陈清泉等编撰：《陆定一传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至479页）

彭真身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陆担任副组长。吴晗则是彭真在北京市的得力助手。若彭真对这层关系一无所知，那简直是难以置信的。

何况，《海罢》即将面世之际，张春桥为预留退路，已通过渠道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进行了通气。

毛1965年9月在公众场合对彭真提出质疑：吴晗的问题是否可以受到批判？（《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至36页）

尤为关键的是，在《评〈海罢〉》一文发表后的短短两天，毛泽东便离京南下至沪，并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他以稳固沪上局势的姿态，明确表态支持《评〈海罢〉》——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未曾对姚文元的越界举动提出任何批评。（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记》，第1398页）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鉴于《评〈海罢〉》一文中违反了中央既定的规定，公开点名批评了知名的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并采用诬陷的手法引发了重大的政治争议，而毛泽东本人并未对此作出任何说明，彭真等人才将《评〈海罢〉》视为与毛无关的事件，从而展开了所谓的“合法”抵制。

毛闻知彭、陆二人指令中央及北京各大报纸不得转载《评〈海罢〉》一文，勃然大怒，震怒不已。严厉指责中宣部、北京市委成为了一座“坚不可摧、封闭自守”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曾多次重申，他的愤懑源自于：“当时北京未予转载，而我身处上海。”（逢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记》，第1399、1468页）

若毛泽东在《评〈海罢〉》一文发表后，意图隐瞒对彭真等人支持的事实，那么他无需在沪地静观中央态度的变化达两周之久，亦不会准许江青在沪地拨打电话，直接向林默涵询问：“读过姚文元的文章了吗？有何看法？”（陈化等编撰：《忆往“文革”岁月》，第274页）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毛泽东决定发布《评〈海罢〉》，意在引发一场政治上的批判运动。此举旨在纠正“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等人对“三面红旗”所持的“修正主义”立场，同时防止对庐山会议的翻案，进而推动对“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全面整顿，从而重新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旗帜和巩固其地位。

若中央一线予以顺应，此次“整风”行动或将趋于缓和；反之，则可能演变为更为激烈的态势。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撰写《评〈海罢〉》之际，并未预想到将引发一场震撼人心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

05

我不知道“文革”怎么开始的。

王光美低声连声重复了两遍：“我确实一无所知，这个‘文革’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实在不知其所以然……”

王光美指出：“少奇同志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革’导火线的事实，同样一无所知。”

我再次不揣冒昧地询问：少奇是否对“文革”即将爆发有所预知呢？

王光美语气坚决地说：“少奇他是不可能知晓的。‘文革’的降临，是在‘文革’爆发之后。”

王光美指出，文革并非一场事先精心策划的运动，而是突如其来的历史现象。

火山爆发般的“文革”可谓是偶然与必然激烈碰撞的产物，从而铸就了这一独特的重大历史事件。

彭真毅然公开反对《评〈海罢〉》，并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王光美告诉我：

“二月提纲”乃由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并在彭真同志的请示下，经主席批准同意，最终由中央正式批转全党上下一体贯彻执行。

在《评〈海罢〉》一文中，作者不择手段地采用诬陷与造谣的方式，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及其关键的社会群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海瑞罢官》的核心所在，在于“罢官”一词，实则是对当代“海瑞”——彭德怀的一次政治上的翻案之举。彭真在同意转载《评〈海罢〉》的同时，亦在“二月提纲”中展开反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的讨论不应仅限于政治议题，而应广泛涉猎，对各类学术理论进行深入探讨。”

“我们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切勿效仿学阀之流，采取武断和权势压人的态度。”

整风“左派”错误。(《毛泽东传》编纂小组编著，第1385、1423、1518、1401页)

“身份地位何须多问，真理至上，真理面前，无论何人，皆应平等相待。”

“允许批评的反驳。”(康生主编：《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此即《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中共中央文件)

1966年2月5日，刘少奇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全体成员一致批准了“二月提纲”，并明确声明，此次“学术讨论”的内容应避免触及庐山会议。（根据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见第1402页）

“‘要害是罢官’，这乃康生的首创。”康生随即回应：

“不，这是毛主席的创见。”毛泽东却坚持道：“真正的发明权，还是在你康生手中。”（《陈丕显回忆录》第49页）

鉴于毛泽东未对“二月提纲”提出异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央常委在研讨或审阅彭真所撰写的批语后，随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转发该文件。至于刘少奇当时对彭真所撰《评〈海罢〉》的背景了解程度，如今已难以确切考证。

在姚文元因“二月提纲”的发布而焦虑不安之际，彭真坚信中央依照法定程序已平息了这场风波，并明确辨析了是非，他轻松地向各方宣布：“问题已得到解决。”同时，通过中宣部公开发声质问：“‘上海市委’的党性何在？”“这样的行为，是否还遵循党的纪律？”（康生编撰：《大事记》）（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2页）

点将需经中宣部审批，而批判则以中央媒体发布的言论为准，学术上的批判应避免涉及政治标签。“剧本与作品难以做到尽善尽美”，“针对知名人物的批判，今后必须先行获得中央的批准”，“某些自诩为‘革命派’的个体，企图通过批判他人而声名鹊起，攀上高位”，对于过激的斗争引发的紧张氛围，务必迅速予以缓解。3月，刘少奇、邓小平规定。。（张化等主编：《忆往“文革”岁月》，第311页）

彭真与中央保持一线，针对《评〈海罢〉》一文发表后中央所批转的“二月提纲”，以及《评〈海罢〉》发表前中央所做出的两次明确指示，其中对姚文元及“上海市委”的严厉批评与责任追究，难道仅仅是针对他们二人吗？上海市委及华东局的核心领导层早已向彭真明确表示，坚定支持“二月提纲”。？

须知，当时党内尚存基本组织程序与纪律，中央主要媒体亦牢牢掌握在中央核心层手中。若对《评〈海罢〉》所涉肆意诬陷党内知名民主人士、引发国内重大政治争议的“非法”行为及其主要责任者进行批评与处理，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震动，恐将远超《评〈海罢〉》发表本身所造成的影响。(《陈丕显回忆录》第50页)这在知情者之间将引发多么激烈的政治局势？

然而，事态的演变，出乎中央一线的预料。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明显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想法与决心。 （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记》，第1403、1409页）

我向王光美咨询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彭真等人的坚定抵制，是促使毛泽东临时作出决策，将这场政治批判与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相结合的原因？”在“文革”的初期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均曾采纳并使用了“整风”这一表述。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转换失败】：我以为，与其说《评〈海罢〉》是毛发动“文革”的预置导火线，毋宁说《评〈海罢〉》是随着形势演变，客观充当了“文革”导火线。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王光美的回答意义丰富。

“1966年，‘文革’的突然爆发，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探究。显而易见，这种‘文革’形态的形成，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二月提纲”与《评〈海瑞罢官〉》之间的鲜明对立，还有聂元梓大字报的崭新亮相、工作组派遣过程中的激烈争执等诸多事件。当然，阶级斗争的理论构成了这一切的核心。

而“七千人大会”早已为“文革”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说：

“我所遭遇的种种，不妨与你一一道来。趁着年轻，你对党史已有深刻了解，不妨再多阅读些资料，对那一段历史进行深入探究。如此一来，你对我说过的这些故事，便会更加明了。”

彭真生前透露：

毛主席曾有意通过整风的方式，弥合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及政治层面所显现的分歧，然而最终却转而实施了“文化大革命”的举措。

彭真曾言，关于此事的真相，他无法透露。即便直至生命的终结，彭真也未曾揭露这一段历史之谜。

胡乔木也说：

“若无此文”(引者注：《海罢》评)是否真的需要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尚存疑问。自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问世，却未能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这反而激起了他的怒火。在此之前，他的心中尚未萌生这类想法。（《胡乔木回忆录：追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8页）

毛1966年夏亦言：

“决不能仅仅关门整风！昔日，《人民日报》并未掌握在我们手中，中宣部、文化部同样如此，乃至北京市委亦非我们所控……”（逄先知等编著：《毛泽东传》，第1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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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起于刘少奇出国时。

王光美沉思后说：

与彭真共同拟定“二月提纲”之际，1966年二月，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举办了一次部队文艺座谈会。座谈会的纪要及名称，均由陈伯达进行修改。陈伯达，人称“秀才”。（编者按：该《纪要》曾经过毛泽东同志及陈伯达同志数度修订；而标题则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

王光美说：

江青所推出的《纪要》对全国文艺界进行了全盘否定，声称自建国以来十六年，国家文艺领域一直被一条“黑线”所操控，并声称这条黑线必须被彻底铲除，以夺回被其侵占的文艺阵地。因此，此次政治上的争议，相较于批《海瑞罢官》的时期，显得尤为严重。而《海瑞罢官》之所以难以批驳，正是因为存在“黑线专政”的操控。

我补充道：

毛泽东曾就党性问题与彭真深入交流，于《纪要》中特别增补了一段旨在突破“固有模式”的论述。

“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均秉持着各自的党性原则，且这些原则坚韧不拔。”毛泽东由此坚定决心，着手改造“你们的所谓‘党’——那些假冒的共产党”。(逄先知等编纂：《毛泽东传记》，第1415页)

王光美回忆道：

“随后的日子里，党内部发布了《纪要》，并对彭真进行了严厉批评，形容其为‘铁壁铜墙’”。然而，“我们当时已经完成了出访任务。归国后，我阅读了若干份简报，其中提到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组成的‘反党集团’的批判。”

在少奇即将出访之际，主席曾在杭州与少奇、总理及彭真就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了深入讨论，然而，其中并未显现出对彭真问题的具体处理。

王光美回忆，她曾陪伴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及其他三国，行程跨越了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在那段日子里，国内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然而刘少奇对此一无所知。

在这段刘少奇出访的28天期间，中国历史的车轮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非彭真言“文化革命”。，毛泽东首度提出此观点。当时，刘成为中央中唯一敢于公开发表批评、对毛持反对态度的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

“此件以军委名义发表”，明示了动用军队力量的意图。

3月30日，中央军委呈送了《纪要》文件，交由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进行审阅与批准。

3月28日至30日期间，毛先生对“二月提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果断地呼吁“地方起义，对抗中央”，并首次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发起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泽东在审阅《纪要》后作出批示：“审阅完毕，表示赞同。”

4月10日，《纪要》发布至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于上海着手草拟并发布启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至17日，毛在连续三次修订“五一六通知”的过程中，以逐条批判“二月提纲”的独特形式进行了深化，同时，他增补了令全国震惊的言辞。

“二月提纲”对吴晗及其他众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立场与态度显得模糊不清。（在我国中央及其各级机关，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均存在这样一群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士。）的批判”。

“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企图篡夺政权”，必须立刻“对这些分子进行清洗”。“如同赫鲁晓夫那样的危险人物，他们正潜伏在我们身边”。

4月19日，刘少奇踏上归国的土地。紧接着，4月22日，毛泽东在持续了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面对刘少奇，发表了他的言论。吴晗，因“朝中有人”之故，文革势在必行。刘接受现状。(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记》，第1406至1409页)

5月16日，在康生的监督下，刘少奇主持了一场在京仅约八十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便政治局委员亦未能悉数到场；与会人士中亦包含部分非中委成员；在世的中委与候补中委总计约有一百六十位。）通过一种“半合法”的途径，文章勉强得以通过所谓的“五一六通知”。

行将丧失自由的彭真，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向刘、周二人提议，恳请删去“赫鲁晓夫……”那段文字，其中暗含对刘的指涉。然而，这一请求已注定无法实现。彭真在“文革”结束后曾表示，彼时他即坚信“赫”并非指代个人，而是指向职位更为显赫的人物。。

刘少奇对郭沫若提议对“通知”中部分语法进行修订的要求亦遭婉拒。康生：主席稿一字不改。日后，意味深长。“字句连更改亦不允许，这岂不成了独断专行？……起初我曾考虑过稍作修改。但如今众人的意见仍是不改为宜，……那便按原样保持不变。”(黄峥，《王光美访谈录》，页码395。田酉如，《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页码288。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页码419。)

因此，文化大革命以刘少奇作为其首要攻击目标，由他亲自揭开了这场运动的序幕。

王光美对我说：

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少奇早已觉察毛泽东对他不满。

刘少奇对于自己在“文革”初期所遭遇的命运，持有如此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他依旧以一线决策者的身份频繁露面，一线机制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似乎依旧照常运作。刘少奇本人似乎也认同，若将他正式定性为“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恐怕难以维持全国的稳定局面。

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公开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令少奇感到出乎意料，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那时，中央领导层仍以毛、刘、周、朱等人的顺序排列。主席在退居幕后之际，将少奇推到了首位。在少奇主持工作期间，重大决策仍需经过主席的审阅与指导。王光美对我说，少奇始终坚信，在一线领导岗位时，他所作出的决策、处理各类问题的方法，包括后来对“文革”混乱局面的反对，其根本宗旨在于确保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从而逐步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他坚信，主席理应理解并认同这一立场。

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上存在着显著差异。正如王光美所言，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务实的发展路线后，他紧接着便提议：“经过这么多年的‘左’倾，让我们来尝试一下‘右’倾吧。”（《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页）毛刘裂痕加深。

临近“文革”前夕，各方之间在观点与行为上的分歧，已然演变成严重的纠葛。

毛泽东愈来愈不能容忍一线“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的失控状况；毛泽东愈来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讲了多少年了”，“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毛泽东觉得“需要夺权”，“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 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一书中，位于第1468页)

党内对于一、二线领导人的权限及决策流程，历来缺乏明确的制度化条文予以规范。同时，我国在处理两种不同政治观点时，亦缺少一套合法制衡与合理化解的政治机制。

在民主法治尚不完善、个人崇拜风气盛行、极左思潮占据主导地位、民众普遍缺乏知情权的时代背景下，一场将中国推向十年灾难深渊的“文革”运动，便如此急促而无法阻挡地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