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的午后，刘诗昆前往北京医院进行吊唁。

周总理的遗体被安置在医院后院的一间简朴的小平房中。

刘诗昆乘坐的是叶剑英先生府上的苏联制造吉姆牌轿车，车内除司机外，仅他一人。该车拥有以“辰3”开头的白色车牌，那是当时仅少数中央最高领导人方可享用的专属牌照，无论驶往何方，皆能一路畅行无阻。

彼时，刘诗昆刻意将车辆停泊于北京医院的后门之外。待送灵车队缓缓启动，他随即指示司机紧随其后。车队规模约有二三十辆车辆，其中不乏吉姆车型，前方由灵车及数辆大红旗车引领，并无警车护航。刘诗昆的座驾排在车队末尾，无人询问，亦无人干预。

当车队抵达八宝山殡仪馆，夜幕已悄然降临。馆内设有宽敞的大厅，周恩来同志的遗体自灵车移出，安放在大厅中央一个朴素的长方形木框玻璃罩中，四周并无鲜花点缀。

宽敞的大厅空间有限，容纳了三四十名宾客，而警卫人员则守候在门外。刘诗昆随着人流步入大厅，众人彼此难以分辨，因所有人皆身着蓝、灰布质制服或是绿色的军装，款式相同，让人难以辨别其身份。

领衔送别者为王洪文、汪东兴及邓颖超。现场氛围沉重而悲痛，既无司仪的引导，亦无仪式的铺陈，众人环绕遗体，共同进行着最后的告别。

邓颖超泪眼婆娑，轻抚棺木，声音哽咽：“恩来，你安心离去吧，去吧，就让你随风远行！”她一遍又一遍地低语，情感深沉，难以自抑。

刘诗昆始终关注着王洪文，只见他脸色铁青，面无表情，既不言语也不动弹。

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将头深深埋于玻璃罩下，痛哭失声。其哭声之悲怆，令人瞩目。

众人于大厅内逗留了约莫二三十分钟。来去之间，无人排序，亦无人相迎。

在送灵人群自觉散去大厅之际，遗体随即将被移至与之相连的火化室进行火化仪式。

刘诗昆是最后一位步出大厅之人。随着他的离去，身后那两扇厚重的大红门缓缓合拢。

然而，1976年，中国历史巨变的大幕刚刚缓缓拉开。

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刘诗昆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老师，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接班人”，关押在校内“劳改队”。他右胳膊小臂骨被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打成严重骨裂，当时国外媒体盛传他弹琴的手指被打断。实际上，他去医院绑了石膏吊带，因年轻不久自愈，未留下后遗症。

不久，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组陆续撤离，而“劳改队”中的其他“牛鬼蛇神”因无人监管，纷纷自行获得自由。然而，他却与众不同，这一切皆因他背后的岳父——叶剑英将军。

70年代，叶帅珍藏的一张全家福映入眼帘。在这张照片中，叶帅的胞弟叶道英（前排右二）、长子叶选平（前排左二）、次子叶选宁（正中右一）、三子叶选廉（后排右二）、长女叶楚梅（中间排中）、次女叶向真（中间排左二）、三女叶文珊（中间排左三）、大女婿邹家华（前排右一）以及二女婿刘诗昆（后排左二）均齐聚一堂。

在文革的初始阶段，叶剑英身负重任。自1965年12月罗瑞卿遭受打压，叶剑英接替其职位，荣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外，他还被任命为文革初期特设的“首都工作组”组长，肩负起保卫党中央和维持首都治安等关键职责。

1967年4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键成员戚本禹专程前往刘诗昆所隶属的中央音乐学院，召集全院师生召开大会。在会上，他点名指出了刘诗昆的名字，并对叶剑英进行了隐晦的指责。戚本禹表示：

“刘诗昆实为一个品行不端之徒，堪比赵燕侠之流（赵当时被冠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为知名京剧演员），宛如一颗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其背后，更有势力庞大的黑手操控。”

刘诗昆

4月5日，戚本禹再次莅临刘诗昆妻子叶向真就读的中央戏剧学院，召集全院师生举行大会。会上，他点名批评了刘诗昆与叶向真，同时亦对叶帅进行了暗示。紧接着，4月20日，戚本禹再度现身北京中央乐团，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他三次亲临现场，并明确指出此行系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发言结束后，北京街头巷尾迅速涌现了“打倒叶剑英”“挖出刘诗昆、叶向真背后黑手叶剑英”等醒目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与此同时，一些院校纷纷成立了“揪徐叶联络站”（徐指徐向前元帅）的造反组织。

受戚本禹的指使，中央音乐学院的各个群众组织迅速联手发布了一项所谓的“勒令”，要求刘诗昆在4月6日的午夜零点前返回校园，接受所谓的“群众监督”。

当时，刘身处北京北长街81号，叶帅的家中。为了不牵连叶帅，身为“反革命分子”的刘诗昆，于4月4日与叶向真匆忙前往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办理了离婚手续（当时负责北京市婚姻登记的单位均受北京卫戍区军管，且已陷入瘫痪状态）。在4月6日午夜零点之前，她步出了叶家的大门。中央音乐学院的车辆，满载着红卫兵，早已一字排开，守候在门口。

刘一刚踏出家门，便被迅速押上汽车，送回学校，自此，他的自由被彻底剥夺。同年9月2日，他被强制带到公安部，这标志着他长达五年九个月的牢狱生活正式拉开序幕。起初，他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随后转至半步桥监狱，最终被安置于秦城监狱。

刘诗昆犹记得那是一个深夜，半步桥的“政治犯”们被集体转移至秦城。起初，他并不知晓自己将被送往何方。当转移车队驶至京郊一片漆黑、荒凉偏僻的野外时，车辆突然停下，久久未动。他心中不禁猜想，难道自己即将在那里被拉出车外，遭受枪决？然而，他并未感到恐惧，只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继刘诗昆之后，叶帅的次子、次女（含叶向真）、一子婿，以及刘诗昆与叶向真共有的保姆均遭拘捕。然而，对叶剑英将军本人，却始终保有一丝宽容。其中原因之一，众人普遍认为，叶将军在红军长征途中曾传递情报，挽救了毛泽东的生命。

在刘诗昆眼中，叶剑英是位胸有丘壑、足智多谋的人。叶和蔡锷、朱德等人都出身于中国最早的军校——云南“讲武堂”。叶是儒将，有旧军人甚至还有些旧文人的风范，护卫过蒋介石，中山舰事件时保护了孙中山，又救过毛泽东。

他博学多才，热衷于吟诗作赋，且擅长轻抚钢琴与演奏二胡。性情平和，待人亲切，深谙中庸之道，面对政治位阶，他选择退让而非争抢，此等胸怀令人深感安心。

当时审理刘诗昆案件的，是在狱中展开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亦即人们熟知的“二办”。该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军界重大案件，汇聚了数十位成员，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专案组。

专案组屡次在刘的面前直呼其名，强迫他撰写旨在揭露叶剑英的材料。他们对刘说道：

“只要你能够揭露你背后的黑势力，叶剑英，那么你便可以赎回你的罪过，获得释放。请不要再为叶剑英承担不必要的罪责，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欺骗他叶剑英被打倒关押。

刘诗昆从未主动揭露任何问题，“即便被迫，我也只会自我批判，毕竟揭发之事无从谈起”。

昔日，监狱每日午后便会分发给每位囚犯一份当日的《人民日报》，用作政治学习的材料，而于黄昏时分予以回收。然而，刘诗昆留意到，时常会出现某些日子并未发放给他报纸的情况，这引起了他的疑惑。

1969年，中共“九大”闭幕数月后，某日，一位新任监狱看守不慎将一份当日报纸抛给了他。匆忙间，他回头喊道“不得翻阅！”随即夺回了报纸。然而，看守的视线已捕捉到了叶剑英的名字。专案组告诉他，有关叶剑英被打倒并被囚禁的传言已彻底不攻自破。

此后，他陷入了沉思，琢磨着如何将信息传递给叶帅以及外界。某日，监室换址，新处所的地板上留有一页破旧的《人民日报》。他灵感突发，立刻将之收起。他取监室内扫帚上的一根细棍，用以从日日发放的《人民日报》中细心挑出十几个字。随后，他利用分发来的发霉且粘稠的玉米面饼作为粘合剂，将每个字小心翼翼地贴在那页旧报纸上。历经数月，他终于拼凑成了一封密信。

在信中，他详细描述了专案组如何运用各种卑劣手段，甚至实施残酷的变相刑讯，试图强迫他供出叶帅，然而他始终坚守立场，未曾提及叶帅的任何只字片语。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决定，叶剑英复出，取代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职位更高了。叶家人都被释放了，但就是不放刘诗昆。

1973年四月，叶向真终于被允许进入监狱进行探视，这成为他入狱五年多来首次有人前来探访。他悄无声息地将那封信从接见室的桌子底下递给了叶向真，她神色自若地将信藏入裤袋，回到家中后便立刻将信交给了叶帅。

刘诗昆曾在苏联得过国际钢琴比赛大奖，受过赫鲁晓夫接见，并曾留学苏联，因此他的案子是以“苏联间谍”为名批捕的，叶剑英也无法介入。现在有了这封信，叶可以有所动作了，他立即将信交给汪东兴。汪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立即释放。

信件寄出约半个月后，刘诗昆终于重获自由。在这期间，他不幸生病，被紧急送往当时专为高层人士提供医疗服务的解放军304医院接受治疗。

在那段日子里，他的身体已彻底被摧毁。入狱的前几年，他每日餐食匮乏，连基本的水分补充都得不到保障，而冬日的监室里没有取暖设施，连冬衣也不发放，他只能身着入狱时的夏装，在无数个严冬中艰难度过。有时，他甚至几个月都无法外出“放风”，无法沐浴阳光，加之营养不良，他的头发早早地变白了。在那长达五年九个月的监禁期间，他始终独自一人在狭小的监室中度过。

起初，审讯尚有发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审问逐渐消失。最终，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几乎与外界隔绝，无人交谈。这种孤寂的生活状态让他在狱中患上了一种奇特的病症，整日昏昏沉沉，言语和行动都极为艰难，承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尽管如此，医学检查并未发现他身体有任何器质性的异常。

刘诗昆获释后，1973年9月，根据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公安部给他做了平反结论，又给他补发了工资。他那时工资很高，每月89元5角，而大学毕业生才40多块钱。从进中央音乐学院“劳改队”那天起算，约7年的工资，一下补发了8000多元。他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当时全国的“首富”了。

他带着8岁的儿子一同前往银行存款。面对如此大额的款项，他不敢全部存入同一家银行，毕竟那会让人感到恐慌。他在一家银行存了400元，每张存单200元，连存两张存单就让银行的工作人员都惊讶不已。那天，他和儿子带着钱袋走遍了北京近20家银行，才终于将钱全部存好。

某日九月，叶帅的办公室内，电话铃声响起，彼端传来江青同志的声音：“江青同志欲接见刘诗昆同志。”

针对此事，叶帅仅对刘轻描淡写地回应道：“这回看来是真有诚意了！”

刘诗昆受邀至钓鱼台，江青的住所。与会者还包括姚文元、王洪文，以及当时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一职的吴德，以及文化组成员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此外，还有音乐界的知名人士李德伦和殷承宗在场。

江青一见他，便立刻展现出热情的姿态，起身邀请道：“刘诗昆，请坐这边，请坐这边！”紧接着，握手等一系列热情的举动随之而来。开场白中，她传达了主席的关怀与期望：“刘诗昆，主席非常关心你，他指示：‘你们要关心刘诗昆，让他致力于创作民族风格的钢琴作品，并继续他的演出。”这无疑是最高层的指示。

他又继续说道：“中央二办的行为实属不端，他们对你进行打压，设立专案调查，实际上是在针对叶帅进行专案。他们甚至对我也布下了两个专案，但我无所畏惧！这一切都是林彪和所谓的‘四条汉子’（即黄、吴、李、邱四人）一手策划的。”

言道：“去年我拜访叶帅府上，遇见了牛妞（叶向真的昵称），真是我疏忽大意，当时竟忘记了询问你的近况。”

那晚，一部名为《红袖倾城》的美国电影上映。影片中频繁出现弹钢琴的场景，江青声称这是特意为刘诗昆准备的。观影过程中，刘诗昆作为贵宾，被安排坐在了江青的身旁。

江青毫不拘束地将她的白色亮面塑胶大皮包置于他的膝上，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你帮我拿着这个！”于是，他怀抱着那皮包，与她一同观看了两个小时的电影。

在过去的半年有余的时间里，江青频繁地邀请他参与会面，亦或在观赏“样板戏”时，特地请他一同相伴。

刘诗昆

1974年至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二人配合紧密。刘诗昆听叶帅说过：

“他冲锋在前，而我则负责后方输送弹药，偶尔，我们还会并肩一同奋勇向前。”

刘诗昆获释之际，被调至当时被誉为“革命样板戏”核心机构的中央乐团，专攻钢琴演奏与作曲工作。

1975年秋季，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骤然兴起，局势骤然逆转。刘诗昆内心焦虑不安，因为他听说，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朱穆之，仅仅因撰写了一份揭露江青问题的材料——尽管内容并未达到他撰写的那份程度——便被迅速定性为反革命。然而，在他所在的领域，却似乎一直风平浪静，毫无波澜。

事后方才得知，刘诗昆所撰写的举报信件并未被人泄露给江青，这使他侥幸逃过一难。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叶帅也请病假在家休养。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但叶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并未撤消，影响力还在，而且比以前更大了。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位领导缺一不可，任何一位的缺席都不足以成就此事。”

据刘所述，最初，华、叶、汪三人之间亦曾经历了一段彼此试探、揣摩、深入了解的微妙阶段。叶与华素未谋面，华身为三八式干部，资历尚浅，两人之间并无过往的交往。叶与汪之间亦无特殊联系，汪并无所谓的“山头”，他只是毛泽东的总管。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际，刘诗昆向叶剑英元帅咨询，询问在抓捕行动的筹备阶段，除他们三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同级别官员知晓此事。叶帅回应道：“无需他人，我们三人足矣。”

刘诗昆简介：

刘诗昆，一位男性钢琴家，于1939年3月8日诞生于天津。在他不到三岁之时，便开始学习钢琴，五岁时便登上了舞台。年仅十岁，他就荣获了首届中国少儿钢琴比赛的冠军，并于十一岁时，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深造。在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中，刘诗昆的钢琴演奏技艺始终保持着卓越的水准。与傅聪、顾圣婴、李明强、殷承宗并驾齐驱，他们被誉为“中国钢琴五圣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