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的起源可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时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主力撤至关内，导致东北迅速沦陷。面对国土沦丧、同胞遭殃的危局，东北各阶层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了最早的抗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编制，各自为战，番号各异，包括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它们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约50%是农民，25%为原东北军官兵，20%是曾当过胡匪的绿林人士，其余5%为工人和学生。这种成分构成反映了全民抗战的特点。

义勇军的组织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在东北地区，义勇军发展鼎盛时期(1932年夏秋)总人数达到55万左右，其中辽宁省(含热河和内蒙古东部地区)27万，吉林省15万，黑龙江省13万，整个抗日过程中先后有100多万人参加义勇军。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义勇军作为民间抗日力量的庞大规模和广泛群众基础。义勇军的武器装备极为简陋，主要是一些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军费靠自筹和全国人民的捐助。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初期，东北各阶层民众自发组织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军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号召和组织下，为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而成立了这些抗日武装。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揭开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序幕，在白山黑水间点燃了抗日烽火，为全国抗战树立了光辉榜样。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极为艰苦卓绝。这些武装部队没有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独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打击敌人。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义勇军战士常常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用简陋的武器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据史料记载，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10年，战斗2万余次，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伪军6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这些数字不仅显示了义勇军作战的频繁和激烈程度，更体现了中国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刻所爆发出的巨大战斗力和牺牲精神。

在众多东北抗日义勇军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部队和人物。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是其中坚持得最久的一支义勇军部队。邓铁梅原是警察分署署长，九一八事变后以本溪警察为基础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后担任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军长。他率领部队活动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到处袭击日军，解救抗日爱国同胞，部队最多时发展到1.6万人。1934年5月，邓铁梅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敌人软硬兼施，万般劝诱，他坚贞不屈，在狱中时常吟唱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最后写下"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的豪迈诗句，慷慨赴死。邓铁梅的牺牲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重大损失，但他的精神激励了更多人继续斗争。

邓铁梅牺牲后，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继承烈士遗志，率领余部继续战斗在三角抗区。苗可秀原是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生，九一八事变后弃笔从戎，1932年毕业后立即返回东北参加邓铁梅部义勇军，被任命为总参谋。他主持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官学校"，培养义勇军骨干，后又组建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少年铁血军，任总司令。1935年6月，苗可秀负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9岁。他在遗书中写道：山吟水啸，鸟语虫声，皆视为余歌余语，余泣余诉矣。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苗可秀为代表的东北爱国学生，展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担当精神。

东北抗日义勇军中还有孙铭武、孙铭宸、孙铭久"孙氏三杰"这样的英雄家族。孙铭武原是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当夜就曾单枪匹马冲向北大营反击日军。他毁家纾难，组织"血盟救国军"，并创作了《血盟救国军军歌》，这首军歌被认为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孙铭武曾豪迈宣言："杀身毁家何所惧，愿作抗日第一人！我誓死抗日，宁叫名存人不在，绝不当一天亡国奴。"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正是义勇军战士的普遍写照。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中，孙铭武排在第一位，这充分说明了他在抗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象征意义。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虽然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遭受挫折，但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这些英勇战斗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抵御外侮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条件和经验，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毛泽东曾评价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正是这场伟大抗战的先驱者和开拓者。

上海市民义勇军的抗战事迹

除东北地区外，上海也成立了上海市民义勇军等民间抗日组织，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1931年10月5日，上海市民义勇军开始组织，开始训练。当时，上海各路义勇军提出"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等口号，四千余人积极训练，随时备战，意欲北上抗日。上海市民义勇军的成立，显示了全国人民对东北沦陷的强烈反应和同仇敌忾的抗战决心。

上海市民义勇军的组织和活动具有鲜明的城市特点和市民色彩。这支义勇军主要由上海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组成，其领导人之一是上海市煤炭业公会秘书长、律师王屏南。王屏南曾写道："'九一八'日本无视国际盟约，破坏东亚和平，公然逞凶，侵略我东北，残杀我同胞。张学良为东北长官，拥兵十余万众，年需军饷千余万元，竟以不抵抗闻于时。遂令倭寇长驱直入，继扰平津，施及上海。我民族集团之边圉丧失，腹心震慑，凡惶惶焉，大有朝不保夕，丧亡无日之慨。"这段文字生动记录了当时爱国人士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市民义勇军正式参战，协助十九路军抗击日军。2月27日，上海市民义勇军奉命助守宝山前线。这支部队虽然装备简陋，只有"六十四杆之快枪，四百枚之手榴弹，十八名之十力路军，及海滩上埋藏之九颗地雷"，但战士们斗志昂扬，誓死抵抗。3月1日，日军猛攻宝山时，王屏南率领二百余名义勇军战士英勇抗击，竟将倭敌击退。这场战斗展现了上海市民保卫家园的坚定决心和非凡勇气。与东北义勇军主要在农村和山区活动不同，上海市民义勇军诞生于中国最大的都市，其成员多为普通市民，他们的抗战活动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动员意义。在抗日义勇军的建立和斗争中，有些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显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义勇军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开端，是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九一八事变起到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在两年多时间里，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50万人左右，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约3000次的战斗，给日伪军以重大打击。这些战斗不仅直接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更在战略上牵制了日军行动，延缓了其侵略步伐。据日伪官方统计的数字，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义勇军各部相继失败时，日伪军"战亡人数为6541名"，而实际情况大大高于这个被压缩了的数字。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后来承认："占领满州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义勇军的顽强斗争，打乱了日本的这一战略部署。

义勇军的斗争为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奠定了基础。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决策下，以东北义勇军余部为基础正式建立起来。东北抗日联军共编制11军，其中多个军都是在东北义勇军的残留余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义勇军中许多原东北军官兵带来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农民秘密会社成员的顽强战斗精神，爱国学生的宣传组织能力，以及绿林人士的游击战术，都在抗日联军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种组织上的连续性，保证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持久性和有效性。

义勇军最深远的文化影响是催生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支促使聂耳谱写出国歌的原型部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1933年2月，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来到热河抗战前线慰问驻守在那里的抗日骑兵部队时，听到战士们高唱《义勇军誓词歌》，激发了强烈的创作灵感。1935年，聂耳在几年前那首歌的启发下，为田汉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定稿，这就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孙铭武、孙铭宸的评价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唤起千百万民众的觉醒与抗争，他们无愧是义勇军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奠基人。

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中间虽然有许多人失败了，但他们的英勇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后来的全面抗战培养了干部，准备了群众。"义勇军的精神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代代传唱，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