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町的风与密码：蔡孝乾与谷正文的记忆之争

1950年初春，台北看守所的走廊潮气重，案卷上写着《光明报案》，油墨未干。

马场町的土坡在夏天见证了枪声，风里混着河砂与人名。

地下联络不靠电话，靠折角的纸币、邮票背后的点、密码本上的斜勾。

一处据点失守，整条线像被割断的藤；警总那边却以网法渔猎，层层筛。

蔡孝乾走过长征的雪线，也过过台北的夜场。

被捕后，他选择了谈条件与给线索，住进好房、吃洋味，对钱与情好这一点，讯问笔录里留痕。

有人记他“技高”，有人记他“贪”；历史里，他留下的却是一串名字的坠落。

谷正文的路不同。

他曾在解放军侦察队，转身入保密局与情报体系，审讯桌上把战场经验改成规程。

在口述中，他自称：“审讯是技术，不是情绪。”冷法较劲，讯法成了手艺。

线索从《光明报》翻起，先到钟浩东，再到蔡孝乾；沿着电台、信箱与会面清单，一点点收拢。

“吴石、朱枫”两个名字最后都没能逃离马场町的黄土，1950年的台北，夏日很长。

警总、保密局与军法处需要可叙述的“表忠者”，体制自证，英雄与叛徒被重新命名。

公告原文称：“匪谍吴石等阴谋颠覆，证据确凿，依法枪毙。”一行字盖过了许多人的履历。

谷正文后来出书受访，蔡孝乾在安稳日子里吃牛排，档案室的抽屉却长期不上锁，只是不许人看。

城里人不全失忆。

茶馆里有老人低念名讳，眷村边有人夜里立小碑，字刻浅，石背藏得深。

“记不敢明说”，成了那个年代的自保话术；被压住的史料，靠零星的口述与案卷残页复位。

这不是孤例，许多社会在动员期都以“可用之叙事”自我包装。

不同的是，台北的风把名字吹过河面，又落回土堆，留下难辨的脚印。

唐德刚有言：“历史是偶然中的必然。”

若你家里仍存1950年前后的剪报、判决抄件、老照片，或听过马场町的夜话，愿在此分享线索与记忆，让那些被掩去的名字，有机会再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