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安阳陷落。

10日，冀南重镇大名失守。

11日，上海沦陷，激战三个月的淞沪战役结束。

17日，津浦路我军全部退守黄河南岸阵地。

19日，苏州失守。

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称为陪都。

25日，无锡失陷。

大名的失守，源于一场未能持续的反击作战。

日军始终将山西视为华北作战的核心目标。10月初，日军中央统帅部即“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一部兵力由晋北进攻太原”。当时，阎锡山部积极组织忻口战役，加之“八路军自晋北作战以来，施展游击战术之长……敌军捉摸不定、疲于奔命，屡受重创”，日军在山西的攻势遭遇严重阻滞。为打破僵局，日军于17日、21日和27日三次从河北战场调兵增援山西，将石家庄一带兵力调往娘子关方向；与此同时，邢台地区日军沿平汉路南侵，直逼安阳。这一系列兵力调动导致日寇的冀中平原防务急剧空虚，几乎沦为无兵设防的“真空地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宋哲元拟订了“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作战计划：除留总预备队待命外，以第77军冯治安部179师（师长何基沣）驻守大名，作为前后方联络枢纽。第68军（军长刘汝明）由内黄县楚旺北进，郑大章骑兵师沿邯郸以北、平汉线东侧石家庄方向搜索，石友三部进入南宫扰击石家庄方面敌人后方，宋哲元率第77军和第59军由大名经曲周、广宗、新河进窥石家庄，既支援安阳方向的商震部，又策应山西战场作战。

11月1日行动发起时，宋哲元曾满怀信心地宣称：“我们这次出击，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庄，要狠狠地打他一下。”初期作战中，参加成安之战的第143师29旅355团、肥乡之战的第29旅356团，以及广平之战的第143师独立27旅均取得进展，攻势一度顺利。

然而，北进部队节节推进时，日军第14师团迅速从邯郸派出混成旅团，以“掏心战术”直趋大名。防守大名的何基沣亲赴魏县镇指挥第37师吴振声旅阻击，激战一日后因寡不敌众逐次后撤。返回大名后，何基沣立即部署柴建瑞旅、汤传声旅进入防御阵地。但守城仅两日，他便发现汤传声、柴建瑞两部已失去联络，唯有吴振声旅仍在大名南关与敌激战。当何基沣赶赴南门指挥时，参谋长王檄鳌匆匆报告：“鬼子已经进城了，我们的队伍全散了！我刚才碰到汤旅一个团，命令他们听候调遣，一转眼也跑没影了。现在城里只剩师部，这仗没法打了！”此时城内枪声四起，何基沣当即命令师部率警卫连向南突围，大名遂告失守。

何基沣等人撤至漳河北岸时，发现浮桥已被拆除。询问留守工兵得知，竟是汤传声旅长未通知友军便擅自下令拆除，众人只得寻小船艰难渡至南岸。次日天明撤至南乐后，何基沣派人四出寻找溃散部队，却杳无音讯。不久，他接到总部总参议张维藩的责问电报：“为何退出大名？”何基沣悲愤交加，当即举枪自戕，幸得副师长曾国佐在旁及时拉住右臂，子弹未中头部，仅从左胸穿过，终未殒命。

由于大名失守导致后路被切断，部队通讯联络及补给供应陷入困境，宋哲元遂令主力沿卫河以东向南撤退，第一集团军撤绕馆陶、濮县到濮阳附近整备，第68军被留守鲁西。

回望这场未竟的反击与混乱的阻击战，两个问题引人深思：为何国军难以组织有效反击？为何大名阻击战打得如此荒腔走板？

其一，战略思维与战场现实严重脱节。国军对日军的机动性和反应速度严重低估，日军第14师团的“掏心战术”直扑大名，完全打乱了“围魏救赵”的节奏。北进部队尚未对邢台形成实质威胁，防守核心大名已陷入危机，导致国军被迫陷入“两面应付、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

其二，指挥体系紊乱与部队协同彻底失效。大名阻击战中，师长何基沣始终无法联络柴建瑞旅、汤传声旅，最终发现两旅已擅自脱离阵地；汤传声旅未通知友军便拆除漳河浮桥的极端行为，更是直接断绝了守军的撤退通道。这种“各自为战、保存实力”的痼疾，让你不敢将后背交给友军，因为他可能不是同袍弟兄，而是夺命阎罗。

其三，战力短板与机动能力的代际差距。宋哲元集团军本质仍是西北军余部，在装备、补给方面与日军存在显著代差。进攻大名的日军混成旅团凭借优势火力，仅一日便突破外围防线；国军士兵虽有抵抗意志，但在绝对火力差距下难以持久。同时，日军依托交通线可实现当日机动，而国军仍以静态防御为主，根本无法应对日军的快速机动战术。

邢台反击的夭折与大名阻击战的混乱，并非单一战术失误所致，而是国民党军队在战略规划、指挥体系、部队建设、后勤保障等方面系统性缺陷的集中爆发。这一战例深刻印证了抗战初期国军“被动防御易溃、主动反击难成”的困境——缺乏统一高效的指挥核心、足够的装备支撑和坚定的战斗意志，即便有“围魏救赵”的战术构想，也难以在实战中落地生效。

关于卢沟桥事变后，直南抗日最初几个月的记忆是杂乱的。很多事情因为时间的关系，亲历者的回忆模糊甚而冲突。此刻，日寇已经集结在漳河、卫河北岸一线，大名岌岌可危，清丰成为了直南抗日力量聚集的中心。

晚秋，风卷着枯叶在土路上打着旋，枝头寒雀扑棱棱飞起。晁登明位于县中街的家里却透着不同寻常的热气。昏黄的油灯芯子噼啪轻响，将墙上晃动的人影拉得忽长忽短。

王文麟用手掌搓了搓耳朵，目光扫过围坐的一张张脸，这些历经腥风血雨，侥幸重逢的伙伴，每人眼角都藏着劫后余生的激动，眉宇间又凝重压抑。

“日本兵占了邯郸，”赵化南推推鼻梁上磨得锃亮的圆框眼镜，镜片后眼睛里泛着担忧，“大名眼瞅着要丢，咱得赶紧拿个章程。”

赵化南是直南豫北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担任过大名红枪会参谋长，和李若素一起跨党建立国民党濮阳县党部，同李世玮、王进先、王立仁、刘钦佩等领导沙区群众斗争。民国23年出狱后回到北平，此刻刚刚返回家乡。如今的赵化南已经是一名相当水准的哲学家。

孟福堂下意识地摩挲着袍袖，喉结滚动了两下：“依我看，不如南渡黄河。” 他抬眼望向众人，目光在每张脸上短暂停留，“咱这些人在本地牵连太多，爹娘孩儿都搁这儿，家里人不安全。”

孟福堂是永年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学识学养深厚，是大名第十一中学校长。他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传说开小药铺兼营杂货，父亲继承了药铺生意。民国二十六年年底，朱瑞办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时缺乏资金，主要靠当地一些社会人士的募捐资助，孟福堂一次就捐赠两万块大洋。

“不中。”王进先勃然而起，油灯随着他的起身剧烈摇晃，灯芯爆出火星，满屋子的人影顿时乱颤。他粗布衣衫下的脊梁挺得笔直：“咱都走了，老百姓咋办咧？共产党跑了，乡亲们咋办咧？这时候撒手跑路，对得起胸口的良心？”

27岁的王进先性格耿介，将将从大名脱狱。脱狱的原因有点搞笑，因为何基沣部需要抬担架的民伕，就从大名监狱中找了一批在押犯，王进先恰在其中，趁机逃了回来。

王文麟开口道：“跟着我跟孟先生的还有一大帮子学生孩儿，这些学生是抗日的种子，可不能毁喽这儿，得往南走。”

晁登明沉吟片刻，灯影仿似在他脸上流淌：“王校长所言极是，孟先生的顾虑也不无道理，家人的确是牵挂。”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坚定，“我看这样，学生要送走，有家小的南下暂避，能留下的就在家干！”

刘介风终于等到机会，身形往前凑了凑，“同志们，北方局有指示，要咱就地打游击。我联络了南乐的学兵队，人家也都盼着给咱搭台哩。”

刘介风随即开始向众人讲述返回直南的任务。身负党的重托，回到直南以后，刘介风昼夜奔波，除了在座的人员，还联络成荣亭、张慎之、刘芳园等党员，积极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给坚持工作的党员和基层组织接上了关系，给获释的同志恢复了党籍，还发展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经过个把月大刀阔斧的工作，各县已经解体的党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和整顿，而且有了较大的发展。此时的当务之急，是要组织民众抗日，拉起一支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看着侃侃而谈的刘介风，平俊义心中升起无限敬佩。其实，这时直南特委，只有刘介风一个人而已，以后才正式建立起特委。平俊义感到，刘介风就是那粒火种，在点燃光明，驱散黑暗。此后，多年工作中的那股坚忍不拔永不言败的精神，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这次会面。

近德固。11月的南乐寒意渐浓。

通过李素若和王文麟的斡旋，刘介风得到了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委任，成为大名、濮阳两专区民运指导员。这个身份像一把钥匙，让他得以用国民党的名义公开活动，在直南各县秘密委任民训员，悄悄播撒抗日的火种。

“形势不等人啊！”刘介风对着围坐的几位同志压低声音说道。

桌上的油灯跳动着，映着每个人焦虑而坚定的脸庞。

这是一场决定直南抗日命运的会议，议题清晰而紧迫：日寇快速推进出乎大家的意料，占领石家庄后，数天就拿下邯郸抵进漳河。从肥乡到大名百十里，行军大半日就到，即使南乐，军队机动也用不了一天。直南特委面临的情况是必须全员动员立即组织队伍。

刘介风的拳头重重砸在桌上：“冇枪杆子，抗日是空谈。咱得建个真正党领导的队伍！”

特委扩大会议的油灯还在闪烁，刘介风继续说道：“清丰、南乐西这片儿我和晁老师、王校长管。井店一片儿是俊义恁几个老家，就拜托给恁几个恢复濮、滑、内中心县委。”

昏暗的灯光下，每个人的脸上都映着坚毅的神色，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建设即将在直南大地铺开。

刘介风站起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位同志：“拉起抗日队伍得满足仨条件儿，这是根儿，不敢动摇了。”他伸出三根手指头，一字一句地强调，“第一，得让党绝对领导，这是队伍的灵魂儿；第二，得招有觉悟的年轻人参军，保证队伍的革命劲儿；第三，得有够数的枪，这是打仗的本钱。这些话像钉子一样钉在每个人的心里，成为他们开展工作的准则。

散会之后，同志们立刻分赴各地。平俊义等在井店的工作也紧张地开展着。开始恢复组织时，公开打着“抗日救国十人团”的旗号，先恢复这一带原来的老关系，恢复了七、八个支部，刘玉峰、孙子方、喻尊孟、杜心田、李怀孟都是支部书记。还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各村都组织了抗日自卫队，每个支部领导一个自卫队。王冠儒利用自己在清丰民众教育馆的便利，不仅捐出了馆里的物资，还四处奔走募捐，用160元买来一挺机枪。傅学阶更是带着自己保存的七支半长枪（其中一支枪管损坏）加入队伍，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积极分子。

大名沦陷后，石友三的181师退驻南乐西审什村，隔着卫河与日寇对峙。刘介风找到第181师学兵队张克威、袁也烈商议，能否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方法，以181师的名义建立一支游击队。此时，八路军主力尚未挺进到冀鲁像边区，建立一支游击队，便于党组织在国民党政权控制区存在和发展。

张克威出生在吉林东关昌邑屯，留美高级知识分子，是石友三的小老乡，颇得石友三信任。受抗日大环境影响，此时的石友三有些抗战诚意，就安排张克威招募爱国青年成立学兵队，张克威任总队长。

袁也烈湖南武冈人。黄埔军校出身，曾任叶挺独立团六连连长。民国二十六年1月调回北平，任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武装部长，对北平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和进步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游击战术训练。此时是181师学兵队的教官。

张袁二人听完刘介风诉说来意，当即拍板去争取部队番号。张克威说道：“这事不难，我去跟石友三说。”

几天后，181师抗日游击队报到处的大字通告就贴在留固店东寨门上。党领导下的直南第一支抗日武装——181师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张克威兼任队长，刘介风任副队长，袁也烈任参谋长，指挥部设在邵汉三家里。短短几天时间，游击队就集合起60余人50多支枪。

但是短短一周，石友三部队南撤，这个番号很快就会失去掩护作用。恰好高树勋率部接下石友三防线，移驻在清丰、南乐。

“唐哲民在高树勋那儿当副参谋长。”刘介风眼睛一亮。他立刻写了封信，派阎之青送往高树勋司令部。深秋的夜晚寒意刺骨，阎之青揣着信疾行，心里既紧张又激动。当他见到唐哲民时，这位29岁的陆军少将穿一身灰棉军装、还打了裹腿，脚穿高腰皮鞋，中等显矮的个子，说着带南方口音的“蛮子话”，态度却异常和蔼。

随阎之青回到民众教育馆。唐哲民与刘介风、袁野烈谈话，旁边还有王冠儒，唐哲民毫不避讳的问起游击队的情况。

灯影里，唐哲民问刘介风：“管号召好多人啊？可搞到好多枪啊？”他说话较慢，枞阳口音不是很重。

刘介风答道：“人不是事儿，枪可弄几百支。”

唐哲民点点头，说道：“我滴跟高树勋讲斤头，想辄讨个民军支队的名头，争摸搞个支队司令的令子来。”

看着唐哲民离去的身影，王冠儒问刘介风：“这人……”

刘介风随手沾了一点茶水，在桌上写了“CP”，王冠儒心领神会，阎之青有些莫名其妙。事后，阎之青问王冠儒，这个“CP”是什么意思，王手写了“CP”告诉他，“CP”代表中国共产党。

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高树勋给了“河北民军第二路第四支队”的番号，唐哲民任支队长，刘大风任副支队长（实际是政治委员的职务），袁野烈为参谋长，队伍也从留固店拉到古城集。虽然司令的命令没争到，但高树勋亲自到古城集召开会议，在古城集北寨门里戏楼上给部队讲话，派他的手枪队一个班带着德国新造大匣枪满袋子弹，帮助四支队搞队列和射击训练。还拨给部分枪支弹药和经费，当阎之青带着高树勋的批条领到一万元河北省币和三十二支意大利造旧枪时，激动得整夜没睡着觉。

这支诞生于烽火中的队伍，在冀南大地上点燃了抗日的熊熊烈火。不久之后，他们将在更广阔的战场上续写抗日传奇。而那些在沙区的寒夜里播撒的革命火种，早已在冀鲁豫大地上燎原成势。这些从监狱、从课堂、从田野里走出的共产党人，用热血和初心在冀鲁豫大地上播撒着希望，他们的故事，将永远镌刻在直南抗战的史册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