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靳庄，曾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下辖的一个大队，实则不过是一个仅有101户人家、582位村民的迷你村庄。在一份早期的宣传资料中，对小靳庄的描述是这样的：在解放前，它不过是地主的一处佃户村落，“广大贫下中农承受着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生活艰辛，不如牛马”。解放的曙光到来后，劳动人民得以翻身，踏上合作化的征程，直至人民公社的成立。然而，在“文革”前夕，小靳庄的亩产仅维持在每亩一二百斤，依旧是一个饱受贫困困扰的“老大难”村落。随后，广大社员群众齐心协力，平整土地，建设园田，挖掘水渠，拓宽肥源，农业生产因此获得了显著进步。此宣传之词固然不宜尽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开展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期间，小靳庄确实实现了诸多进步。1973年，该村光荣地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尽管小靳庄在学大寨运动中已崭露头角，成为先进典型，然而村庄的发展程度仍相对滞后。不仅在天津市范围内，即便是在整个宝坻县，这个村落也并未凸显其特色。然而，江青踏足天津，步入小靳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其命运亦随之发生了转变。

江青“发现”小靳庄

1974年6月17日，江青抵达天津。在此之前，天津市委的负责人解学恭、王曼恬等人，遵照江青等人的指示，在天津的基层单位点燃了批林批孔的熊熊烈火。天津站的工人群众，成立了三结合理论小组，以儒法斗争的视角解读历史，登上了史学教育的讲台，甚至编撰了一部《儒法斗争史讲稿》。工人们的这一“革命创举”被上报，并收录于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中。江青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于是，她带领迟群、谢静宜以及“梁效”写作组等一行人，乘坐专列迅速赶往天津。不得写信，不得打电话，更不得擅自外出上街。

6月19日夜晚，江青主持召开了这场由一千多人参与的儒法斗争史专题报告会。会议历时漫长，从晚上7时30分持续至次日拂晓，由天津站的工人同志主讲题为“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的报告。江青亦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讲话，内容杂乱无章，荒谬可笑。

江青一行人在天津期间，足迹遍及数处名胜，其中不乏小靳庄等地的探访。在初期对“四人帮”进行批判之际，解学恭揭露道：“当年江青首次莅临天津，当她听闻介绍所提及的数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时，并无太多兴趣。然而，当提及小靳庄时，她的眼神中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与珍视。”

江青在小靳庄表演“政治秀”。

6月22日，江青及其一行人抵达了小靳庄。行至一地，江青往往会宣称：“是主席的派遣，使我得以前来”，“我此行携带着毛主席的问候”。当天上午11点左右，江青依旧如此说道，小靳庄的社员们激动不已，纷纷失控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却反驳道：“无需高喊那些口号，切莫效仿林彪的做派。”她更是补充了一句颇具哲理的话语：“无论活到何年何月，终究难免一死！”

江青迫切地要求下到田间。身着裙装，脚踩一双白色凉鞋，她被众人簇拥着，来到了一片繁忙的麦田之中，那里正在进行着丰收的收割工作。江青一见到麦子，便执意要亲自割麦，众人虽无奈，却也只得任她一试。她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艰难地割下了一小把麦子。尽管众人看得出江青是在作秀，但嘴上却纷纷称赞她的割麦技艺颇为地道。

踏入麦田之后，我们又来到了麦场。江青对场上的女社员们说道：“我的身体状况不佳，此次前来正是为了在此锻炼身体。”话音刚落，她便准备起身翻动麦场。对于江青而言，完成这项挑战或许更为艰巨。尽管她努力尝试了许久，却终究未能将任何一把叉子翻起。然而，那些她曾触摸过的叉子，以及她所使用的镰刀与收割的麦子，均在“四人帮”倒台之前，被视作“革命文物”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小靳庄。而且，在那段岁月里，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们涌入小靳庄，他们纷纷与这些叉子、麦子和镰刀合影留念，以此记录下一种来之不易的“幸福”。

演出结束后，江青便投身于田间劳作。午餐过后，她便进入了午休。她事先已有言在先，声称自己患有神经衰弱，睡眠时对任何声响都难以忍受。让人保持沉默固然不难，但要令小靳庄的鸡犬不吠，却实属不易。江青就此下达了指示：“那就先委屈一下鸡鸭狗吧。”她言下之意，是提议暂时将它们圈养起来。一声令下，干部和社员们立即行动，迅速将这个午后变得异常宁静。

江青睡得不坏。接下来，进入江青在小靳庄一天的正题——召开批孔报告会。会前，精心准备的一批批孔材料早已分发到社员手中，江青说：“材料给你们，这不是礼物，我们来向你们学习！”开会了，最先开讲的是老共产党员王树青，江青不停地插话，先是同这位老共产党员一起声讨大地主李九的“驴打滚儿”盘剥，接着批判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呼唤男女同工同酬。王树青讲完了，江青嚷嚷要“半边天”讲，一个名叫郭淑敏的“半边天”开讲了，江青又批评她不该让男人先讲，“下次你们要勇敢一点，啪的一下站起来，不叫男同志先讲”。进而又说：“这里现在还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所谓的‘半边天’并非真正的半边天，这是大男子主义的体现。”郭淑敏在批判孔子时情绪激动，突然反问：“孔子认为我们妇女无用，我们真的无用吗？”这一问题发人深省，再次点燃了江青对女性权益的关注。

踏入小靳庄，江青便精心策划了两层意图。一方面，她旨在批判林彪、孔子及其代表人物周公；另一方面，她意图通过抨击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积极倡导女性权益，为夺取权力大造舆论声势。“马克思曾言，在生产力中，劳动力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劳动力由谁孕育？正是女性。这显然是他们无法超越的。”江青的话语愈发无所顾忌，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中央的诸多不公。她在政治局中独树一帜，成为了孤军奋战的“单干户”，“他们皆是盛气凌人的大男子主义者，一旦掌权，便纷纷崭露头角，大权在握。唯独我，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将重任推到我肩上”。

于小靳庄，江青还致力于一项细致入微的工作——即为众人更名。面对每一位求助者，她似乎总有着一股强烈的“正名”欲望。“哎呀！你这个‘岐’字得改改了，别忘了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得到了一个充满革命气息的新名字——“王灭孔”。“我的名字是‘幸福的福’，‘兰花的兰’。”江青听后，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名字太过封建，我可是要造反了。”周福兰顿时感到惶恐不安，而江青便为她改名为“周抵周”或“周克周”，解释称这是为了“抵抗奴隶主的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我们这个‘周’，来克制他那边的‘周’”。这些由江青所赋予的新名，在随后的《小靳庄诗歌选》及《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的公开发表中，屡屡出现。

来到小靳庄，自然少不了读读诗唱唱戏之类的活动。那个名叫于瑞芳的“半边天”汇报说自己写了74首诗，江青夸她“了不起”，又要她当场朗读自己的诗作。批判会场转成文娱会场，然后是大唱样板戏，社员唱，江青带来的人也唱。浩亮唱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唱着唱着还表演起来，江青当仁不让做了李奶奶。演员出身的江青一下子就进入了表演状态，说：“铁梅，取酒来！”话音刚落，她便亲自端起酒杯，面对浩亮，神情庄重而深情，说道：“这杯酒，你一饮而尽！”浩亮随之模仿饮酒，同样深情庄严地回应：“多谢妈妈！”随即，他高唱《浑身是胆雄赳赳》。

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临行前，江青唤人拿出带来的发卡，亲自为五位青年社员卡上。她一边卡一边对女人头发进行阶级分析：“头发只能齐眉，所以古人叫‘齐眉穗儿’，地主阶级叫‘刘海儿’。”又告诫紧跟在旁的解学恭：“你们要多多生产发卡，为妇女们提供便利，否则会让她们视力受损。”在依依不舍的告别中，江青郑重地宣布小靳庄是她与解学恭的共同基地，并敦促解学恭要多加光临，“我这个人不知疲倦地工作，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的基地每隔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实在是无奈之举”。

三个月的时光匆匆而过，至9月24日，江青再度陪同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踏足小靳庄。这位曾为马尼拉前美丽女王的贵宾，其中国之旅竟为江青带来了另一个难得的展示风采的良机。罗斯·特里尔的著作《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详尽地描绘了江青那段颇具争议的“政治之旅”。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们载歌载舞，向两位贵宾展示他们政治上的激昂斗志。在参观牲畜栏、玉米地与面粉磨坊之际，江青向她的菲律宾贵宾简要回顾了她在仲夏时节于天津发表的演说要点。她向菲律宾前女王赞叹起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女王”，询问马科斯夫人是否知晓武则天，这位“力压须眉”的女皇帝；又提及汉朝的吕后，称赞其为“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江青服

自仲夏至初秋之际，江青对小靳庄的两次探访，令该村庄声名鹊起，蜚声全国，亦让天津被誉为“女皇之城”。沉醉于“女皇梦”的江青，心中亦不时浮现出幻想，渴望有朝一日能效仿武则天，临朝听政，更迭服饰之仪。“几乎在每家店铺的橱窗中，都能看到至少一件与之款式相同的浅色调女装——宽松的裙摆，V字领的设计。这就是江青装，是她亲自设计的”，“所有的裁缝都收到了明确的指示，他们只能制作这种款式，不允许制作其他，所有中国女性都将穿上这种服装”。

小靳庄是江青批邓的基地。

1976年的中国，在唐山大地震的余波尚未平息之际，亦正面临着一场政治巨变的临界点。正是在这一月的28日，也就是地震发生后不久，江青进行了她第三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访问小靳庄。

午后四点钟，江青及一行人马抵达了小靳庄。她见到社员们，便激动地感叹道：“终于到家了！”她紧接着说道：“日复一日地翻阅文件，让我感觉压抑不已”，“而来到你们这里，才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

江青一如既往地投身于田间劳作，这次的任务是搬运砖块。各路记者早已在场等候，他们用镜头从多个角度捕捉着江青的身影。“到了小靳庄，竟有人管束我，不让我搬砖运瓦，我的‘公公’、‘婆婆’似乎太多。”

随后，江青抵达抗震救灾战士的营地，摆出一副尊贵姿态，大声呼喊道：“我尚未用餐，腹中饥饿难耐，还需服药。”踏入战士的帐篷后，她下令解学恭即刻驱散围观的社员。稍后，她享用社员赠送的玉米面饼与稀饭，并在帐篷中小憩了一个小时。

江青安睡之后，便着手主持座谈会。而在此期间，她于村中漫步时，偶遇了已更名为“王灭孔”的王孝岐。时过境迁，昔日的“灭孔”之举，早已与现今的政治议题格格不入。然而，当王孝岐向江青汇报“我叫王灭孔”时，却满怀自豪。岂料江青却态度冷淡地回应：“不仅要灭孔，更要灭邓。”此言正是江青此行的核心议题，因此，她的座谈会实质上是一场针对邓小平的批判会。夜幕已深至八时，小靳庄的政治夜校前广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汇聚于此的，不仅有小靳庄的学员，还有来自司家庄与窦家桥两个生产大队的代表们。

率先发言的是小靳庄党支部副书记，同时也是民兵连的连长。这位连长在去年年底便派遣人员秘密前往北大、清华，从迟群、谢静宜那里接受指令，使得小靳庄的大批判运动由批孔转向了批邓。直至江青莅临小靳庄的前夕，迟群与谢静宜仍造访此处，带来了邓小平所谓的“三株大毒草”。在江青面前，连长对批邓的力度更是不遗余力。他激烈地控诉去年邓小平鼓吹右倾翻案风，诬称小靳庄是国家资助的肥肉。江青随即应声附和：“邓小平竟说我们学习小靳庄是依赖国家资助。”（小靳庄）不学大（大寨）小靳庄所需之物，我皆能满足，而我却未曾给予任何。有见证人可证。她指向解学恭，解立即点头附和。随后，情景大致如此，仿佛连长在汇报，实则江青在主导。连长提及去年七月、八月、九月期间小靳庄的困境，积怨满腹。江青则回应道：“邓小平在政治局针对我两个月，你们又何尝不是？”连长表示邓小平的压力是我们光荣的象征。江青赞同道：“正是！一个共产党员，若无人反对，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受到压迫才是我们的光荣。我每日遭受指责，却深感自豪。”

那位连长讲到他们去年派人找了迟群和谢静宜，江青好像很生气，质问道：“你们忘了我啦！为什么不找我呀？”见那位连长有些莫名其妙，江青又改口说：“找他们也可以嘛！我昨天派他们来，让他们问好。”那位连长讨好地说，首长工作忙，当时就没有找。这下可引发了江青的怨愤：“那时我若是去找你们，或是去天津，必定会遭遇不幸。”她越说越有气：“咱们是七、八、九，家家有，家家都受他的气！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党中央。谁跟毛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他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我不怕，跟他们斗，斗了两个多月。”

小靳庄汇报完了，窦家桥的党支部副书记接着汇报说，窦家桥以小靳庄为榜样，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江青评点说：“小靳庄受气了，名声太大，树大招风。”这一次江青又扯上了主席，说主席很宽大，邓小平犯了那么大的罪，主席却对他宽大得不得了。说邓小平还一直拿着国家最高的薪水，“享受超出资产阶级法权”，“他是个大家庭，有二十几口人，住最好的房子。他和孩子在一起，天天见面”。最后，她反问道：“你说主席宽大不宽大？”解学恭在一旁应和：“保留一个反面教材吧。”

窦家桥的汇报已然结束，随后司家庄党支部的副书记上台进行了报告。她提及了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一段往事，那时江青不畏压力，力排众议，亲自为他们抄送了重要材料，极大地提振了他们的士气。记得那次会议上，江青试图将小靳庄所谓的“新式经验”强行推广，然而遭到了邓小平的坚决抵制。邓小平指出，小靳庄的现状已经不如解放初期，粮食产量更是落后。江青因此怒不可遏，与邓小平在会上激烈争执。此外，会议期间，报纸上刊登了江青与邓小平的新闻照片，江青的照片显示她正在大寨辛勤劳作，而邓小平的照片却是他参观大寨的场景。这显然是江青对新闻媒体施加影响，有意与邓小平形成鲜明对比。邓小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随后对江青进行了批评。这次汇报，又一次勾起江青对邓小平的仇恨。她喋喋不休，历数邓小平的“罪行”：“他在主席那告我的状，说我乱插话”，“他斗我，跟在监狱里差不多，就差低头，揪辫子”，“他造我的谣，说我犯了错误，撤消了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自杀了”。江青每有“我”字必指自己的鼻子，末了，她环顾会场，低声道：“涉及到政治局的话，不要往外宣传，我是拿你们当亲人啊！”

批了邓，还得讲讲女权。江青此次还真能讲出一些“新意”。她说男的女的都是女的生的时，有人在笑，她又说男的很简单，只有一个精虫，更多的人低头含羞。江青不管这些，接着说：“即便在政治局上谈论这些，也有人轻蔑地撇嘴！这一切无不受到邓小平的影响。”她终究是将邓小平与女权议题牵扯在一起。言辞最终所至，江青坦露了她在政治局中隐藏的真实野心：“男性应当让位，女性将执掌管理之权。”

小靳庄“文革”

江青公然指明，小靳庄将作为她与解学恭的交汇点，无论解学恭是否情愿，他都必须依照江青的意志来打理小靳庄。1974年7月初，刚送走江青，解即返回小靳庄，一连住了八天。八天里，解领导的工作组总结了小靳庄的新经验，归结为以大办政治夜校为首的“八件新事”。总结材料写成后，解又向江青写信汇报，江青自是十分欣赏，批曰：“小靳庄举办政治夜校的经验，值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解学恭奉命而行，随即大张旗鼓地推广小靳庄的成功模式，号召周边的大队效仿小靳庄，逐步实现小靳庄化。

小靳庄的“八件新事”迅速演变为“十件新事”，并正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这一“文化革命”的创新实践，以《小靳庄十件新事》为题，荣登1974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报端。小靳庄被塑造为“文化大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范。在“十件新事”中，政治夜校充当了小靳庄“文化革命”的引擎，众多“新事”均源于此孕育而生。至在靳庄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唱戏、赛诗、大批判成为了当地的招牌活动。然而，其中几件所谓的“新举措”实则子虚乌有，例如设立图书室、组建体育队，这些都不过是别有用心者的杜撰。至于那场以“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为口号的“新运动”，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十二姑娘退彩礼”事件，同样也是有人幕后操纵的产物。

小靳庄政治夜校，被誉为“文化革命”的引擎，实则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在那个毛泽东思想遍及全国的大学校时代，此类政治夜校自然不会成为罕有之物。在天津市乃至全国，众多生产大队早已纷纷举办此类夜校。小靳庄的政治夜校之所以被称为“新”，或许主要是因为其超乎寻常的“繁荣”景象。资料显示，小靳庄的政治夜校于1971年8月创立，直至1974年6月江青莅临小靳庄时，已经走过了近三年的历程。在这期间，该夜校与全国各地其他类似的政治夜校并无显著差异，其主要活动便是广大贫下中农参与政治活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演唱样板戏选段，撰写大批判文章，并编排快板等文艺节目，亦或是创作用于批判的“顺口溜”。然而，随着江青的莅临，形势发生了转变，小靳庄的政治夜校在激进的道路上愈发蓬勃发展，日新月异。首先，群众参与热情高涨，全村250名男女劳动力无一例外地投入到学习中，甚至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也坚持每晚参与。其次，学习强度极大，每周进行三次课程，持之以恒，即便对于年长者和家务繁重的妇女，也额外安排了补习课程。在《人民日报》1974年9月8日刊发的一篇名为《小靳庄的政治夜校》的文章中，对小靳庄政治夜校的蓬勃发展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文章指出，在过去三年间，小靳庄共有190余人掌握了撰写大批判文章的技能，120余人学会了创作革命诗歌；此外，还成功培育了58名理论骨干，其中12人被任命为夜校的教员。这支理论骨干队伍与广大群众一同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毛主席著作，共推出了十期大批判专栏，撰写了1200余篇大批判文章。

无疑，小靳庄政治夜校的“新”之处，更体现在其过度的文艺风格。在政治夜校的号召与组织下，小靳庄成功组建了一支由贫下中农组成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这支队伍与全国各地众多宣传队无异，同样致力于运用贫下中农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与政治宣传相辅相成。与之迥异，小靳庄的文艺宣传队并非单纯的“业余”性质，他们频繁活跃，无论农事繁忙与否，无论场地如何，都能即兴演出。当时的新闻报道指出，文艺宣传队的推动使得小靳庄的文艺活动得以蓬勃展开，形成了“夫妻同台共演一戏，全家老少齐亮相”的生动场景。报道进一步强调，“不会哼唱几段样板戏，在小靳庄被视为一种不光彩”。贫下中农们将演旧戏所用的蟒袍马褂等服饰全部拆除，变卖成布料供社员修补衣物，并用所得款项购置了一台电视机。这台电视机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学习样板戏。据数据显示，全村共有250名整半劳力，其中220人精通样板戏。不少家庭中，每个人都能够演唱，甚至一些年长的老人也不例外。73岁高龄的老贫农魏文惠，就能熟练地唱上七八段样板戏。每逢开会，干部们都会带头演唱，其他时间和场合亦是如此，“在小靳庄，无论是田间地头、晒场、饲养院、磨面房，从早到晚，处处都能听到样板戏的旋律”。

赛诗会

小靳庄不写诗也丢脸。干部与社员共同执笔，男女老少均踊跃参与。众多家庭齐心协力，共赴文学创作之途。其中，一位名叫于哲怀的贫下中农，家中七口人，个个擅长吟诗。他们常常聚在炕头，相互校对、润色作品。全村热衷于写诗的贫下中农，人数多达一百余人。传闻在短短一年之际，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已创作出诗歌逾千首，产量颇丰。‘笔当五尺钢枪，墨作子弹上膛，万首诗篇齐发射，直指林孔战场。’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的短短数月，小靳庄的赛诗会已成功举办六场，一百七十余人现场挥毫，共创作诗歌六百余首。”

小靳庄“文化革命”的过分“繁荣”，实乃江青一伙直接操控所致。自1974年起，江青本人亲临或委派他人向小靳庄输送了九批资料，同时亦不时派遣“梁效”写作小组前往小靳庄进行授课。即便是在小靳庄，也始终潜藏着江青派来的两位颇具特殊身份的“联络员”。他们的行踪异常隐秘，得以随意出席村中党团组织的各类会议，然而，他们的举动却从未向任何党组织进行过汇报。“找到了源头吗？点名了吗？现在可以点名。”随后，迟群、谢静宜等人抵达小靳庄，向王作山透露了信息。同时，《小靳庄诗歌选》第二集迅速完成并出版，共计一百五十多首诗歌中，有八十余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了邓小平。在此期间，话剧《红松堡》也在小靳庄紧张筹备。这是一部以《反击》为风格的“阴谋文艺”，以小靳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背景，塑造了年轻的女支部书记宋金秀为“造反英雄”，而将县委书记刘达这位老干部描绘成“走资派”和“还乡团”的代表。宋金秀既是“红色劲松”的象征，又是女性“造反英雄”，这让人时刻联想到江青，而小靳庄作为江青的象征点，自然成为了“红色劲松的堡垒”。

依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文化革命”被定义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即在上层建筑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彻底铲除剥削阶级的陈旧思想和文化，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进而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针对小靳庄而言，在当时的宣传语境中，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的宏大叙事相呼应，无非是强调小靳庄的“十件新事”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强劲举措”。“十件新事”的诞生，为小靳庄带来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政治局面”，干部与群众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而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通过革命运动可以推动生产，因此小靳庄的“文化革命”显著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迅猛发展，近年来粮食亩产量已成功“跨越长江”，突破了“千斤大关”。然而，事实表明，“抓革命”并非定能“促生产”，简单的欢歌笑语无法生产出粮食，小靳庄所谓的“生产奇迹”不过是虚构的幻影。江青在小靳庄开展的“文化革命”，也仅仅是借助了“文化大革命”那看似庄严堂皇的口号，实际上却是在暗中推销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