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起居，穿衣戴帽，这些日常所需构成了百姓生活的基石，其中饮食问题位居首位。饮食之需，离不开粮食的供应。对此，作为国家的“大管家”，周恩来总理对粮食安全问题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辛勤耕耘，倾注心血，领导并主持了一系列粮食政策的制定，有力地帮助国家和人民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周恩来

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因粮食和副食品的匮乏，普遍遭受了浮肿病的困扰，众多生命因饥饿而凋零。各地求援粮食的电报如雪花般纷至沓来，堆积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使他应接不暇。

前往总理府，议题主要集中在粮食问题上。通常情况下，他会选择在晚间邀我们前去，地点通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在晚上九十点钟或更深夜时抵达，直至次日凌晨三四点方才结束讨论；亦有情形是直到凌晨二三点钟才着手前往。

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周恩来习惯亲自拿起笔来核算数据。他逐一省份、一项项地计算，详尽地了解各地的库存情况、日销量、可调配量，以及粮食的储存位置等，务必弄得明明白白。四川曾长期作为粮食调出地，但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耽误了农作物的收割，加之高估产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粮食供应紧张。周恩来随即批示暂停粮食外调，省内自行调剂。当四川粮食告急之际，他又紧急调拨粮食支援，助力他们渡过难关。

在探讨各省粮食调配计划时，周恩来与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并肩协作。在整理完数据并计算总额时，却突显出5000万斤的差额，无论如何都无法消除。面对这一棘手问题，周恩来戴上老花镜，逐省逐项地细致核对，数字一项不落地重新计算。最终，他提出了疑问：“在当初讨论调出量时，是否已额外为浙江省增加了5000万斤？”

问题恰巧便出在此处，系工作人员疏忽，未能准确记录此数字。待周恩来补充入账后，收支方能恢复平衡。

在逆境之中，周恩来格外重视党纪的严肃性。1960年10月，青海省向中央请求调拨粮食，并额外奉送了5万斤鱼。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感到极度不满，于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青海省进行了严肃的指责。会上，他言辞犀利地指出：

青海向中央捐赠5万斤鱼，实属不当。为何既要中央调拨粮食又要赠送鱼？请李富春同志拟写一份通知，自即日起，全国范围内禁止向中央赠送任何物品，包括针线、鱼等。必须进行全面通报，并严格执行。此禁令虽已实行多年，但自“大跃进”以来却有所放松。这属于“走后门”行为，必须对某一省份进行严肃处理。

会议落幕之际，周恩来随即指示齐燕铭等同仁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严禁请客送礼及暂停新建招待所的通告》。

1961年10月，周恩来应苏共之邀出席了苏共二十二大。在启程归国之际，他向赫鲁晓夫告别时感慨道：“我国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去年，我们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年里，我的头发似乎白了许多，此次回国，我势在必行。”

“有几种食物是严禁食用的，包括鱼类、肉类、蛋类，以及各类肉制品。毛主席在党中央率先垂范，我在国务院亦须身体力行。面对群众的困境，作为领导者更应避免特权与特殊待遇。”

周邓

吉林历来是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省份。在周恩来同志莅临吉林视察之际，当地政府出于对其深切的敬爱与欢迎，特意为他准备了丰盛的餐食。邓颖超同志闻讯后，即刻用红铅笔精心绘制了一份菜单。

珍馐佳肴与名贵食材应尽量避免，肉类、蛋类及油炸食品亦宜减少摄入，而面食和粗杂粮则应适量增加。

油炸食品应尽量减少摄入，其背后原由在于当时全国范围内的食用油供应紧张。当这份菜单送达食堂时，一位资深厨师不禁感慨万分：“我烹饪了数十载，所见菜单尽是高级山珍海味，却从未遇见过如此简朴的食谱……”

截至1962年岁末，我国民众最紧迫的粮食问题已基本得到缓解。周恩来总理在与一位外籍友人的交谈中不禁感慨道：“这三年来，我几乎没有闲暇时光。1959年，我曾出席苏共二十一大，那时我身患重疾，回国后亦未得暇休息，实在难以抽出片刻安宁，因此，我只能在家中安排半天的时间来稍作休憩。”

1963年某日晚，周恩来邀请贺龙等贵宾共进晚餐。贺龙落座后，幽默地调侃道：“总理啊，听闻国家经济状况已显著改善，可这顿饭桌上似乎还未显露出一丝繁荣景象啊。”

周恩来和贺龙

周总理微笑着说道：“这大好形势，乃是大家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待国家繁荣昌盛之时，我们亦不可遗忘那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